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2012南方影展】為何成為持攝影機的人?淺談數部入圍南方影展競賽的紀錄片



文 / orton


自「紀錄片」(documentary)一詞在1932年約翰‧葛里遜(John Grierson)的《紀錄片的首要原則》(First Principles of Documentary)文中出現,直接拍攝的影像力量早被肯定,然而也開啟紀錄片的形式與牽涉的相關倫理在各方論述的交鋒。究竟紀錄片該遵循傳播理論強調的媒體倫理?嚴謹的、近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規範?還是可將拍攝者的主觀意識放大到等於劇情片的作者地位?這向來是充滿爭議又饒富興味的問題。不過,姑且不論孰是孰非,我認為此一定位上的曖昧,正是紀錄片面貌得以百花齊放的根源。


從這樣的立場來看幾部入圍本屆南方影展競賽的紀錄片,與其評斷優劣,我更傾向從各自的脈絡裡觀察其可觀之處或短處。以陳穎彥的《起風的樣子》而言,雖然跟其他競爭者相比並不出色,然則影片的某些時刻,他確實掌握了盲人表情上的隱約反應,但見鏡頭如同手的觸摸,恣意捕捉他們細緻的情緒變化;而在女主人翁洪千淳回到彰化二林的老家後,光線稀疏,略顯擁擠、侷促的屋內環境,更與千淳目盲後踽踽獨行的生命情境緊密相連,透露出一股憂鬱的情感。


陳穎彥對盲人肢體及面容細節的觀察,令我聯想到《逆光飛翔》裡同樣在表情上有著無限張力的黃裕翔。除去黃裕翔作為素人演員的前提不講,事實上,作為盲胞,在攝影機前的姿態幾乎無法以表演的常規來進行討論;多數時候,他們便是如實真切地展露自身。與外界切斷視覺聯繫的缺陷,反而成為其在鏡頭前顯現高度真實的根源,橫跨真實與虛構或者在鏡頭前偽裝這類的論辯,而直探人類心靈的底蘊。

黃瑴恆的《2005~2011我的家庭電影小史》及鄭宇捷的《壞掉影片》皆屬形式具備實驗性格的作品。《2005~2011我的家庭電影小史》串連起家庭錄像(home video)、畫外音、以及對自己以相同題材從事另一裝置作品的記錄,試圖傳達他從事創作的起源與狀態轉變,跟對影像本質的思索。他時而緬懷記憶點滴,時而抽離出來評論起眼前畫面的特質。在視覺上固然看得見他敢於創新的勇氣與實踐,可惜的是,似乎過於旁徵博引的旁白卻也稀釋、折損了影像本有的強度,以致於對我而言全片最動人的時刻,往往座落於記錄與祖父互動的那些親暱無比、毋須說明的部分。

洪千淳的面容在《起風的樣子》同時展現樂觀與脆弱的情緒

游牧各式影像間的《2005~2011我的家庭電影小史》

同以本身經驗為出發點的《壞掉影片》則跨過了這層形式上的猶豫,呈現高度自覺的一貫性。影片開始不久後的畫外音講述作者罹患的罕見疾病,語氣裡的失落僅餘淺淺的痕跡,代換的,卻是對於「活著」本身透徹的體悟。對鄭宇捷來說,她的生命軌跡從發病起便早已跟一般人異常地斷裂,存活的每一瞬於她而言皆是餘生,卻同時是必須牢牢緊抱、珍貴無比的頃刻。他人可以自在地談論、夢想著未來,她卻得緊迫依偎任何一次當下體驗,並讓其在記憶裡不斷地復甦。這樣的生命態度,在影片中蛻變為對生活細節孤獨又熱切的凝視,如手心輕捧、端詳與呵護兼有的神態;以及對剪輯愛貓相處影片、顯影照片這些動作的揭示。至於吃藥、吃飯這些對我們再日常不過的舉動,在她的鏡頭及剪接下,更被處理得宛若簡練的修行儀式般,是慎重、肅穆、值得誠心以對的吉光片羽。

許慧如的《鄉關何處》讓人看見一個成熟的創作者展現出的大氣。延續《黑晝記》對生死幽冥的關注,在這部以八八風災之後為題的紀錄片,她帶入對夫家血脈身世的追尋、自己初次懷胎的經驗,以她畫龍點睛的內心獨白,架構出一則關於所由來處的大哉問。面對肉體消逝的宿命,此生的存在及我之為我的證據,是如何被建立與延續下來?小林村被風災摧毀地貌上存在的線索,而平埔族身分在集體記憶中的掩蓋、漠視,何嘗不是另一種消亡?存活的現實,自我的確認,在兩者角力之下被壓抑的部分,成為生滅裡不可承受與言說的重量。然而透過勇敢地回溯,探視那些塵封的蛛絲馬跡,終究,「我」與「家鄉」的對話難分難捨,無論「家鄉」的定義是建立在可觸的實體或遺跡,還是不可見的血液的秘密裡。




《鄉關何處》不求炫技,服貼內容的形式自在地流露出感人質地

另一部大器的作品是吳耀東的《舞台》,藉由三個不同背景,同樣熱愛並努力傳承歌仔戲的劇團,交織成在傳統戲曲行將式微之下仍堅持信念的動人篇章。透過貼身記錄,不僅呈現經營劇團的辛勞,同時,唐美雲、李靜芳與陳茂益這三位核心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有其不同的折衷、犧牲及選擇;彼此穿插,更拓展我們理解歌仔戲文化在這塊土地滲透的面貌及其生命的韌性。台上有必須專注演出的角色,台下則有著肩負延續價值的使命。至此,作戲一事已不再是某種職業或謀生之道,而是一種直面人生的尊嚴。

臺灣本地以外的作品,《櫃裡孩》、《那年春夏‧之後》、《一口》分別來自澳門、香港及中國。《櫃裡孩》處理同志身分在澳門社會氛圍下的處境,相比在臺灣的同志社群敢於上街遊行,「同志」在澳門仍是個隱隱無法大方坦承的詞彙。徐欣羨從記錄同志友人及其周遭親友開始,影片中段之後卻也自身跳進來現身。這部影片除了關於同志,更是對於成長中的矛盾、糾結、不安的親密私語。若說成長過程裡最希望誰能接納自己的特異卻又是最難面對的,莫過於貼近又陌生的家人了。

《那年春夏‧之後》講述2009年起在香港陸續發生並延燒至今的抗爭風潮。從菜園村事件到佔領中環,盧鎮業膽大心細地以攝影機陪伴著這股反專制、反資本主義的怒潮。影片前半多為激烈的現場衝突,初看之下我本以為激情有餘,但思辨程度不脫以前法國六八學運的格局;然而後半部話鋒一轉,這群從做中學的異議份子開始討論起尊重每個人意見的共識制並著手實踐,令人驚艷地看見新世代的抗爭者終於找到自身獨特的抗爭立場。

丁然的《一口》則以動保人士、狗肉店主、養寵物的學生三段彼此無涉的敘事線,帶出人與犬兩個族類間,從食用之物到愛戀成癡,複雜又多面的關係。雖然稍嫌冗長,但仍能看出這個組合的巧思。導演似乎無意定要得出確切的結論,反倒是寧可並置殊異的立場作為悖論,留待觀者自行選擇認同的角度。

《一口》中暫有棲身之處的流浪犬兒

不論現場直擊或實驗拼貼,紀錄片的能量總在不斷於題材及風格上進行自我翻新。單一面貌的紀錄片生態,代表文化異議的貧乏,也意味社會對非主流抱持不寬容的嚴苛立場。然而有一天,或許便是現在,我們可以持續期待著明天醒來,看見的便是嘉年華般的千姿百態。

◎ orton 為「全世界的記憶」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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