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6日 星期三

KANO,還有我們的青春失憶症

文 / 綠可頌

旅法插畫作家林莉菁的那兩本書《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用「縫上新舌頭」比喻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文化的戒斷式壓抑,台語被視為是低俗的、粗鄙的方言,統治者藉由強制性的國語教育跟史觀灌輸,讓年輕人與上一輩之間形成認知斷層,文化與土地的根源被切斷,在精神上與大中國的意識形態相銜接。

這當然是可悲的,解嚴後許多人花了好多力氣去重新建立台灣的語言系統,不管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要找回過去這些「土話」所具有的優美音律和表意模式;然而我們被縫上的「國語」新舌頭,已經很難找回母語流暢的語感,許多詞彙未經系統化建立,單用母語說起來反而彆扭,而書寫更是一個問題。最終,我們還是得接受國語作為一種官方語言使用的必要性。

《KANO》(2014)以台灣日語電影的姿態點醒了台灣歷史上的語言議題,縱使它不是個完全忠於史實的電影,許多歷史事件的刻意調動安排(例如嘉南大圳配合劇情改成在1931年完工),摧動了電影整體的煽情效果,而片中角色超過九成的時間都使用日語交談,更是讓人對當時的民間語言考究起了疑竇;魏德聖的電影看起來都有些政治不正確,特別是他總是用一種曖昧的態度處理日本跟台灣的殖民情結,而《KANO》展現了日漸純熟的製作與拍攝技巧,完美的劇情結構和故事情節強化了「三族共和」和「永不放棄」的熱血煽動性,勢必也同時煽動它在2014年這個時期必須面對的政治挑戰,就算魏德聖總是強調自己的人文面向,而試圖褪去電影的政治性。

《KANO》當然不該被視為歷史教材,但它卻拋磚引玉的帶出當下我們認知台灣歷史時總是遇到的盲點;長久以來被視為「台灣黑暗時期」的日本殖民統治,為何可以出現日本人、漢人、原住民一起唸書、生活,甚至組棒球隊代表台灣出征的情況?而以棒球國球自居的台灣人,卻鮮少有人知道嘉農遠征甲子園的這段歷史?我們只知道紅葉少棒隊曾經打敗日本少棒明星隊,還有殖民時期的皇民化教育、種族階級壓迫以及恐怖暴政,怎麼會有像《KANO》這樣「三族共和」,為同一目標共同努力的想像?

就像個塵封的記憶,嘉農的故事被挖掘出來,喚醒了長久以來被刻意遺忘、忽視的歷史面向。如果中華民國史觀總是召喚1960到70年代的紅葉少棒、蔣經國及十大建設作為民族黃金時代的美好記憶,那《KANO》也只是循著同樣的模式,代入了1930年代對南部農業具有重大意義的嘉南大圳、八田與一,以及大正民主時期同化政策下的日台共學情況;日語的大量使用,也只是對國語普及化的一種反射式操作;如果今日中文國語是主要的語言形式,那1931年多元族群組成的嘉農棒球隊,日文國語使用如中文國語那樣普遍,也只不過是再自然不過的安排。

《KANO》是屬於台灣的青春期記憶,那個不能自主、受制於霸權的成長時期,還有過這麼一段單純而美好的回憶。只是我們都患了失憶症,國民黨統治數十年的壓抑下,歷史的生活感已經斷裂,當它嘗試著再現那一段庶民的輝煌過往時,只能透過現有的思維模式去填補、重塑記憶的映像;《KANO》的小演員們取下自己說國語的靈巧舌頭,重新縫上日治時期說日語的舊舌頭,那種鈍口的語感除了是一種殖民關係的劣勢對應,也反映了我們對日治歷史的陌生。《KANO》迴避了國仇家恨的大歷史敘事,一方面專注於庶民生活中勵志的面向,一方面也藉由「美好時代」的重塑與懷舊,挑戰著國民黨史觀對國家的想像,因而在台灣這個轉型正義失敗,威權意識壟罩的「後殖民」(非)國家上,一個單純熱血的棒球隊故事會牽扯出「媚日」的政治性批判。

然而從《海角七號》(2008)就開始的「媚日」之說,完全忽略了殖民歷史對台灣造成的精神烙印,以及魏德聖電影中「難以馴化與掌控」的underdog敘事所開發出的主體性意義。《KANO》安排了錠者博美的角色,一個甲子園最被看好的明日之星,卻是嘉農吳明捷的手下敗將,電影中的他多年後隨著日本軍隊來到台灣,第一次看見嘉農棒球隊的練習球場,出乎他意料的平凡簡陋,而就是這個落後的環境成就了讓他敬佩的嘉農精神;這種超乎殖民者之眼所能預見,在落敗的逆境中脫穎而出的能量與潛力,正是台灣能夠脫離殖民地命運,建立起自我主體性的關鍵敘事,也是《海角七號》中「多元族群」的破銅爛鐵樂隊所同樣傳遞,情感黏膩卻又堅毅「永不放棄」的台灣性格。

如果《KANO》因為美化日本殖民時代而被厭惡,因為挑戰了既有的國家想像而被扣上「媚日」的帽子,那我懷疑如此親近我們的土地是不是沒有真正的被自己感受過?我們可被文字追溯的幾百年簡短歷史,是否因為邊陲的地位而沒有被正視過?或者,是被另一種帝國意識統御的殖民情境所綁架,而害怕從身邊親近的人事物,建構出台灣自我的民族想像?

「你知道怎麼種出又大又美的木瓜嗎?」《KANO》還是成功召喚著我們對台灣土地的情感,用他的人文主義關懷,帶領我們挖掘了一段曾被遺忘,看似陌生卻又如此如此親近的輝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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