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的召喚─重返作為紀錄方法(二)

文 / 蘇蔚婧

重返─黃金時代

看過《阿嬤的夢中情人》就知道台灣曾經有過一段台語片的黃金年代，然而，新竹在地影人張薰南、周宜得不僅見證了台語片興衰，從更早的日治時期開始，就憑著對電影的喜愛，開始了與城市發展密不可分的電影人生。《浮生：張薰南的電影情事》、《流光夢影：周宜得的電影人生》兩部影片均由新竹市文化局委製，透過梳理影人的生命故事，尋找庶民娛樂文化發展的軌跡，為城市寫歷史，重返那個台灣電影風光的年代。

張薰南先生最早擔任電器行學徒，因有聲電影興起，戲院對音響設備的需求漸增，因此有機會進入新世界戲院擔任放映師，正式踏入電影界。已為曾祖父的張先生對著鏡頭侃侃而談自身所見證的電影發展，默片、聲片、特藝彩色等等在書本上讀來須細心記憶的過程，通過他的講述一下子就鮮明起來，讓人感覺他的生活自然地與電影結合，毫不費力。影片對當時的戲院文化、民眾觀影經驗也特別著墨，台語片明星隨片登台的盛況透過照片與戲劇的模擬，也一併呈現在觀眾眼前，對照今日國際院線多廳同映的均一機制，更為生猛熱烈。

已過世的周宜得先生也是一位精彩人物，他受家人鼓勵投入電影工作，繪製看板、辯士講片、放映膠卷樣樣都能，擔任新竹大戲院排片經理時眼光精準，更大膽創用立體海報看板，吸引美國八大片商注意，使新竹成為熱門西片在台北播畢後的首個上映點，他更獲邀擔任台語片《風城情波》男主角，跨足幕前，電影事業豐富多元。周先生的經歷透過旁白、大量的照片與訪談逐漸立體起來，可惜《風城情波》影片佚失，目前無以得見他在大銀幕上的風采。

周宜得先生電影事業涉足多元

張薰南先生在紀錄片中粉墨登場，
模擬台語片明星隨片登台的情景

這兩位電影前輩的知名度雖不若某些大導演、大製片與大明星，但卻更真切的影響了地方電影文化的發展。他們是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他們是電影人也是在地人。因此，影片緊扣新竹電影產業的變遷外，更立足於常民生活，一段記錄周先生六十大壽的家庭電影，補足了《風城情波》佚失的遺憾，讓我們看見他儀表堂堂，家人朋友滿座祝賀的珍貴畫面，對照其長子周賢坤先生受訪時自然流露的仰慕神情，一個在孩子心目中精彩的父親的形象於是鮮明起來；張先生卸下製片職務後，為了負擔家計，轉行開貨車二十年，已退休的他在鏡頭前栽花種草、含飴弄孫，生活清淡有味。兩部旨在重返了影人青春歲月與電影黃金年代的影片，最後不約而同地回歸家庭，不同於主流大敘事的觀點，而是平實坐落於生活，沒有大鳴大放，卻更令人動容，這正是地方紀錄片的美學價值。

重返─電影史

2013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所師生在苗栗進行歇業老戲院與資深放映師的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過程中，發現了台灣第一部台語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拷貝，續拍的第二集與第三集與也同步出土，此一發現在電影研究、影像保存的面向上都激發很大的討論，影片目前則由南藝大進行數位修復。

《薛》片是1955年由陳澄三先生投資拍攝，邀請何基明先生執導，並由陳所屬的「麥寮拱樂社」歌劇團擔綱演出的台語黑白有聲電影。它是第一部台人自製的35毫米電影，當時造成全台轟動，不僅打破票房紀錄，更引起一陣歌仔戲電影的跟拍風潮。值得注意的是，這部於苗栗尋獲的台語片拷貝，卻經過客語重新配音、配唱。於是這一出土反而揭發了更多待解的謎題：台語片（或說歌仔戲電影）是否有意經營客家市場？當年閩客之間庶民娛樂的交流狀況又是如何？這似乎也告訴我們歷史從來不是塵埃落定的事實，線索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發現更多問題？

布洛斯基（Benjamin Brodsky）正是最好的寫照。

根據目前已知的資料，布洛斯基在20世紀初來到了中國。他在上海成立了亞細亞影戲公司，攝製了中國最早的故事片《西太后》與《不幸兒》，將中國電影的重心自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首部電影《定軍山》以來轉移至上海。他也到香港拍攝了最早的電影《偷燒鴨》、《瓦盆申冤》，並與後有香港電影之父稱號的黎民偉、黎北海兄弟合作了《莊子試妻》。除此之外，據稱布洛斯基還是第一個獲准拍攝紫禁城的西方人，《經過中國》一片更記錄了北京、上海、廣州各處風光；他也在返美的途中赴日，拍下了《美麗的日本》，影片雖然帶著西方獵奇的觀點，卻是考察20世紀初期生活樣貌的重要資料。

1989年，一位自稱布洛斯基後代的人輾轉將自家塵封的膠片交到台灣國家電影資料館（現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電影學者廖金鳳開始對這號人物產生興趣，2001年開始了一連串重返布洛斯基足跡的旅程，遍及台灣、香港、中國、日本以及美國，並完成了《尋找布洛斯基》。布洛斯基當年走過的路，鏡頭都重新跟著走一回，布洛斯基當年取景運鏡的方式，都再被重現於影片中，時間的流變以最直接的對照呈現在我們眼前。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布洛斯基可說是20世紀的馬可波羅，他的跨國移動影響了電影這一傳播媒介與藝術形式在東方的發展，他本身更以影像記錄所見所聞，活動影像就是當代的遊記形式，百年前的現實被收納在影格中，百年後終於為所有關心歷史的人投映出來。

重返為研究方法，也是紀錄方法

然而，重返之旅似乎沒有讓我們更了解布洛斯基，他的後代也搬離原址失去聯絡，許多學者對布洛斯基的影片感到驚艷，但他對華語電影的影響力卻仍難以定位。布洛斯基究竟何年來到中國？亞細亞影劇公司是在香港成立還是上海？他與中國官方有何淵源，為何可以拍攝到袁世凱公子與軍閥閱兵等等畫面？《經過中國》這部作品是何時拍攝、完成，映演狀況又是如何？這些問題似乎並未隨著膠片的出土得到明確的解答，布洛斯基反而變成一個更深的秘密，藏身在幽微的時間中。

因此，影片最後並未找出任何明確的答案，但這恰恰突顯了重返的積極意義。作為一部探問電影史的紀錄電影，它以回返歷史現場為方法並對布洛斯基的電影進行深度閱讀，對其人其作進行脈絡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影片忠實地呈現文獻過少、史料難尋以及學者們的眾說紛紜，其實更彰顯了時間的存在力道。在此，重返的目的不為既定的事實，而是呼應影像的召喚，動身尋找遺落在時間中的碎片，重返是研究方法，為了發現歷史的歧路與同一；重返更是一種紀錄方法，尋找布洛斯基也可以不只是一次性的行動，重返紀錄、記錄重返，時間同時折射過去與現在，而記錄則是為了替未來的人保留記憶，通過再次閱讀布洛斯基，電影史有了再被想像與詮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