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6日 星期一

他們的人生不是被關上一扇門,而是被拆掉整個門!

文/Maromi

今年在高雄電影節看了「高雄拍」單元,其中一部二十五分鐘的劇情短片《午休時間》(The Lunch Break),是根據台南某間特教學校性侵案發展出來的故事,該片由莊凱勛飾演代表「集體暴力」的性罪犯,全片瀰漫著一股邪惡的氛圍。弱勢特教生,特別是女性身心障礙者,面對外界的慾望來襲,即會淪為可憐的犧牲品,這是很普遍的認知,也是實際發生過的悲劇。導演林品君在映後感性地分享:「四、五年前看到那一則性侵新聞,自己另外閱讀了相關的報導文學,才發現那個案件已發展成牢不可破的共犯結構。」基於憤怒,導演以其爆發的正義感編撰出這個作品,她在介紹文中寫道:「很多時候,別過頭,閉上眼,日子就會容易得多。因為真相常常是殘酷而令人不忍卒睹的。」



《午休時間》的最高潮是在狹窄的公共廁所中發生,鏡頭拍到莊凱勛演出的陳主任露出象徵惡權的「陽具」,他強迫自閉症女學生乖乖就範。影像的視角是從旁觀者出發,引領觀眾看到偽善的知識份子,強行猥褻障礙者的醜惡。從「廁所裡的秘密」這一幕,連結到另一部女導演的電影《少女性愛官能症》(Dora or The Sexual Neuroses of Our Parents),瑞士籍導演史蒂娜瓦倫菲爾(Stina Werenfels)改編自同名舞台劇,同樣帶來令人印象深刻的性暴力場景,但不同的是,該片從另一個角度作出道德上的挑戰。

初嘗禁果之後


十八歲的智能障礙少女朵拉,在她的慾望有如初潮來臨般甦醒時,影片畫面都以朦朧、不對焦的手法處理,就像深度近視者看出去的世界。朵拉自己尾隨陌生男子走進公廁,導演透過她的主觀鏡頭,看見男人碩大的「陽具」外顯,男人被大特寫的性器官在畫面中打上柔焦,少女並不明白接下來要發生的事。若從第三者(觀眾)的角度觀看,會察覺到男子不懷好意。然而,在那個場域中發生的暴力交合,卻是女主角生平第一次體驗到性的刺激。而後,她將與父母發生的種種「性自主」衝突就更令人坐立難安了。這也是絕大多數人不願去想像、了解的層面。弱勢族群、身心障礙者的生理、情慾變化、肉體關係、權力結構的真相,似乎不再只用一根「邪惡的陽具」就能說清楚了。

女人的其中一部分是「母親」,就像《午休時間》的導演為了被性侵的特教生感到心痛一樣,《少女》片中的媽媽,也是盡心盡力去照顧、保護、取悅她弱智的女兒。我們在影片開端看到五彩繽紛,有蛋糕、彩帶裝飾的生日宴會,頭髮、眉毛都打理整潔,身著美麗裙裝、腳踩可愛娃娃鞋的朵拉。因為不希望寶貝女兒長期都依賴精神用藥,朵拉的母親單方面決定讓她停用藥物,少女因此變得精神奕奕,但這也間接造成其身體轉變為「女人」。然而,辛苦照料特殊兒的母親,卻開始無法接受「不完美」的女兒,因為朵拉的心智還像個孩子,身體卻已轉為成人,她渴望肉體的歡愉,卻沒有能力承擔縱慾的後果。這是一個相當難解的狀況,若父母看到自己的親身骨肉有別於一般心智健全的孩子,要如何樂觀地面對?要怎麼幫助他們長大、結交伴侶?抑或是直接禁止,只要「別過頭,閉上眼,日子就會容易得多」?

身心障礙者的真實障礙
身障者的「性權」是否被剝奪,究竟有誰會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之前看過吳乙峰導演的紀錄片《秋香》,看他記錄「雙福殘障自強發展協會」的故事,聽他們說其服務理念為:「為殘障人士與更生人服務,訓練他們謀生技能,也為他們開創生命的意義與生存的契機,製造『雙贏』的可能性。」

但更令我耿耿於懷的,卻是重度小兒麻痺患者與「正常人」的結合。肢體殘障的身體一點都不美,很扭曲也很不堪,他們跟犯過罪的人被湊在一個屋簷下,依賴共生。在紀錄片中,身障者與更生人的夫妻努力幫助同樣弱勢、受到社會排擠的族群,讓大家可以合力生活,一起過出生命的光采。我雖感動於這些人的付出,卻依然與他們「結合」這件事保持距離。壓根兒不想知道他們要怎麼發生性關係、如何受孕、是否享受親密接觸、對缺陷的身心有何感覺。這種反應有點類似種族歧視,但我生理上還是排斥接受。

後來又看了一些劇情片:關於盲人情慾流轉的《推拿》;全身肌肉萎縮,著名的史蒂芬霍金的羅曼史《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美國詩人馬克歐布萊恩,他與性治療師親密接觸的《性福療程》(The Sessions)……身心障礙者的情慾行為似乎變得比較詩意美好,稍稍遠離「正常人」想像中的悲慘世界。然而這些都還差得太遠。前陣子訪問台灣惟一關心殘障者性需求的「手天使」志工,他們看到《少女性愛官能症》的海報,便說:「演出心智障者的女主角還是太美了!」對啊,飾演朵拉的美女演員維多莉亞舒茲(Victoria Schulz)又不是真的智能障礙。雖然能輕鬆愉快地欣賞電影,卻不表示自己能真心關愛他們,更不要說關心他們的性權了。


自由,是雙贏抑或兩難?
「你有沒有曾渴望有一個健康的孩子,能看見她抓住複雜的思緒,可以不用忌妒別的家庭?」朵拉的母親痛苦地對丈夫說出真心話,那是在女兒快活地舔拭鮮橘色冰棒,時髦地擦上艷麗指甲油,跟開BMW的「男朋友」到處兜風、肆意歡愛後產生的難題:懷孕。朵拉當然不懂得避孕,她把家人帶她去安裝的避孕器挖出。她也不理解為什麼家人擔心她有孩子,她其實想生個小孩,也覺得自己跟媽媽都可以照顧嬰兒。但再也不能忍受愛女如此的母親,最終把朵拉送進唐氏症(片中稱蒙古症)收容中心「天使之家」。

回頭想起開頭提及的《午休時間》,在映後交流時,演員莊凱勛在現場分享一個悲哀的現實情況:「南部特教學校的性侵案,包含了上對上(老師之間)、上對下(老師對學生)、下對下(學生之間)的性暴力行為。新聞還提到,有些家長擔心自己的小孩懷孕,但他們更害怕失去願意收容孩子的學校,因而帶小孩去動手術,使她不能懷孕。或者,在木已成舟之後,校長直接打電話建議家長,讓性侵者與被性侵的學生結婚……」或許,本文把身體殘障、心智障礙者的案例通通混為一談並不夠精準恰當,當然寫這篇更不是想幫侵犯、騷擾障礙者的人脫罪。但世界上真有許許多多身心障礙者,他們封存已久的「性議題」常常被隨意處理或當作禁忌,然而「性犯罪」的複雜面又豈是懲戒管理者、犯案者就可以解決。大家視而不見、避而不談,究竟懲罰性行為是對障礙者的保護?抑或保護障礙者過「無性生活」才是懲罰?

去年國際華人紀錄片影展有一部清爽又溫馨的德國、義大利紀錄片《小姐你好》(The Special Need),公路電影的歡快調性稍稍沖淡了「障礙性議題」的嚴肅:29歲的自閉症大男孩,在死黨的幫助之下,從義大利開車踏上找女友(或買春)的破處之旅。該片片名把自閉症患者的生理需要看成「特殊需求」(The Special Need),既風趣又帶點苦中作樂的意味,但歐洲人顯然比較能公開談論成年男女的「健康教育」。



採訪「手天使」那天,患有肌肉萎縮症的志工小齊告訴我們,他碰過同樣肌肉萎縮的朋友跟他訴苦:「我打手槍被罵了!」為什麼被罵?因為當他正在打手槍時,印尼籍的照顧者突然開門,驚呼道:「你好髒喔,怎麼可以打手槍?」身心障礙者好像永遠沒有隱私空間,他們那扇門隨時會被打開,甚至為了更容易照護,有的人連那扇門都沒有,又如何能做正常的發洩?「手天使」的創辦者Vincent也說:其實他很討厭別人把他們稱作天使,因為他們都是人,都有肉身情慾,也同樣有彼此歧視的問題。最後,我搜尋了南部特教學校性侵案的後續處理:校園的宿舍、廁所、校車、各個角落被加裝了更多監視器、求救鈴、蜂鳴器......能夠私藏情慾的那扇「門」正式被拆地一乾二淨。

我想,我們都需要打開一個契機來討論,正如《少女性愛官能症》原文片名所點醒我們的,這是為了幫助「朵拉,或是我們父母的神經衰弱症」(Dora or The Sexual Neuroses of Our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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